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名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虽以军功与政事著称，然其亦工于诗文，著有《左文襄公全集》，其中收录大量奏疏、书信、诗词，尤以其边塞诗与感时抒怀之作为后人推重。左宗棠之诗，虽非以“诗名”立身，然其文学成就与人格气节相融，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评价多从其诗风、气节、事功与时代背景综合考量。

清代中后期评价：

左宗棠同时代及稍晚文人对其诗文评价多与其实业功绩相联系。曾国藩称其“志高而气盛，言直而行方”，虽未专论其诗，然肯定其文章“有忠愤之气，有经世之志”。郭嵩焘与左为同乡挚友，评其诗曰：“季高之诗，不事雕饰，而真气逼人。其边塞诸作，如《出关》《西征》等篇，雄浑苍劲，有汉魏风骨，兼盛唐气象。”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称：“左公诗不多作，然每作必关国事，其《湟中行》《出玉门》诸篇，慷慨悲歌，有燕然勒石之志，非寻常文人所能及。”

晚清诗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论及晚清“同光体”时，将左宗棠列为“功业之士而能诗者”，称其诗“以气胜，以骨胜，不以辞胜”，“其《西征》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语简而意远，有汉将之风，非腐儒所能梦见”。

近代评价：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高度评价左宗棠，称其“非但为中兴名臣，实为中国近世第一流人物”，并论其诗曰：“左文襄诗，沉郁顿挫，有杜少陵之遗风。其《感事》诸作，忧国忧民，字字血泪。如‘孤忠空抱中兴志，十载艰难鬓已斑’，读之令人肃然。诗以人传，人因诗显，左公之诗，乃血性男子之诗。”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论晚清诗文，专列一节评左宗棠，称其“诗文皆从经世致用中来，不尚空谈，不趋时好。其诗多纪军旅、边事、民生，具实录之质，有风人之旨。虽不以诗人自居，然其诗之价值，正在其非诗人而能诗，故尤可贵”。

现代学者评价：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虽未专论左宗棠，但于评晚清“事功诗人”时指出：“如左季高辈，本非以诗鸣，然其诗往往有不可磨灭者，盖其胸中有一段真性情、真抱负，发而为诗，自然感人。此所谓‘诗外有事，诗中有人’。”

当代学者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评价：“左宗棠的诗歌创作虽非其主业，但集中体现了晚清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其诗题材广泛，尤以边塞诗、纪行诗、感怀诗最具特色。风格雄浑豪放，语言质朴刚健，情感真挚深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等名句，既具文学美感，又具历史价值，成为晚清爱国诗歌的重要代表。”

学者张仲礼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从社会角度指出：“左宗棠之诗文，实为晚清边疆开发、洋务运动与民族意识觉醒的文学见证。其诗中‘收复新疆’‘屯田安边’‘自强御侮’等主题，不仅反映个人经历，更折射时代精神。”

总体评价：

左宗棠之诗，不以数量取胜，亦不以技巧炫世，然其诗如其人：刚正不阿、志在天下、忧国忧民。历代评价皆强调其“诗以载道”“文以经世”的特质。其诗风近杜甫之沉郁、陆游之悲壮、辛弃疾之豪健，然又具湘人血性之气与边塞风霜之质。虽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然其诗因人格之伟岸、事功之卓著、时代之激荡，而获得超越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综观历代评论，左宗棠之诗被定位为“功业之诗”“志士之诗”“经世之诗”，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其诗中所承载的忠贞气节、家国情怀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精神写照。故有论者曰：“左公之诗，非诗也，乃心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