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枞阳人，清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约1698—1779），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另两位为方苞、姚鼐），在古文理论与创作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历代文人学者对刘大櫆的评价多集中于其古文成就、理论贡献及其在桐城派发展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姚鼐对刘大櫆极为推崇，称其“才气横溢，笔力雄健”，在《刘海峰先生传》中高度评价其文章“如江河之奔放，如雷霆之震荡”，认为其文“兼有阳刚之美，气盛言宜”，是桐城派古文“义法”理论的重要实践者。姚鼐虽在后期发展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体系，但仍承认刘大櫆在“辞章”与“神气”上的开创之功。

方苞虽与刘大櫆交往不多，但对其文才有所肯定。据《方苞集》中记载，方苞曾读其文，称其“才力过人，有奇气”，但亦指出其文“或失之粗犷，未极醇雅”，认为其文风偏于雄奇，尚需锤炼以合“清真雅正”之旨。此评反映桐城派内部对“法度”与“才气”的平衡之辨。

王昶在《湖海文传》中收录刘大櫆多篇散文，称其“文从字顺，而气格高华，兼有汉魏之风”，认为其文“不事雕琢而自然雄浑”，是乾嘉之际古文大家。

曾国藩极为推崇刘大櫆，在《经史百家杂钞》中大量选录其文，并在《家书》《日记》中多次称“海峰先生之文，气势最盛”，认为其“以气为主，以神为用”，是“桐城之雄”，与方苞之“醇”、姚鼐之“雅”形成互补。曾国藩更将刘大櫆列为“古文八大家”之外的重要作家，称其“足以振起一代文风”。

吴汝纶在《古文辞类纂》评点中称刘大櫆“文气之盛，有不可遏之势”，其《论文偶记》虽为刘氏自著，但吴氏认为“海峰之论气与神，实开姚氏‘神理气味’之先声”，肯定其在古文美学理论上的先导地位。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评价刘大櫆：“海峰之文，才情奔放，不守绳墨，然其气骨遒劲，有汉魏遗风，非后世拘拘于八股者可比。”他认为刘大櫆虽未完全符合“醇儒”标准，但其文“有真气，有生气”，是清文中最具个性者。

在《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称刘大櫆“以才情胜，以气格胜”，认为其“承方苞之绪，启姚鼐之端”，是桐城派由“义法”向“神气”理论演进的关键人物。他特别指出：“《论文偶记》一书，实为桐城派古文理论之重要文献，论神气音节之说，影响深远。”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郭绍虞高度评价刘大櫆的《论文偶记》，认为其“提出‘神、气、音节’三要素，是对古文审美特征的深刻总结”，并指出：“海峰之说，实为从‘义法’走向‘艺术化’的转折点，使桐城派古文由经学附庸转向文学自觉。”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称：“海峰之文，雄奇浩瀚，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其论古文，重神气而轻章句，实开清文重审美之风气。”

在《宋代文学通论》《清代散文研究》等著作中指出，刘大櫆是桐城派中“最具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之一”，其理论强调“神气”与“音节”，突破了方苞偏重“义理”与“法度”的局限，推动了古文从“载道”向“审美”的转化。其文章风格多样，既有《息争》《游三游洞记》等清丽婉转之作，亦有《焚书辨》《书荆轲传后》等雄辩激昂之文，展现了桐城派内部的风格多样性。

总结：

刘大櫆在清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著，被公认为桐城派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历代评价虽略有分歧——方苞、姚鼐重其“才”而略其“法”，曾国藩、吴汝纶重其“气”而扬其“格”——但总体共识是：刘大櫆以雄健之笔、奔放之气，拓展了桐城派古文的表现力；其《论文偶记》提出的“神气音节”说，为古文艺术理论注入新质，影响深远。他不仅是桐城派“三祖”之一，更是清代古文由经学化走向文学化的重要推手，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