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

樊增祥（1846—1931），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嘉父，号云门，又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其诗名鼎盛于晚清，为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之一，尤以“中晚唐诗派”风格著称，与易顺鼎并称“樊易”，在近代诗坛影响深远。

历代文人学者对樊增祥的评价，多集中于其诗歌创作的才情、工巧、学问与时代特征，评价角度丰富，褒贬并存，以下分述之：

“才力富健，工丽精切，近世罕有其匹。”认为其诗才横溢，辞藻华赡，尤擅拟古与酬唱，为同光体中“工于琢炼”的代表。

“樊山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语出自张之洞之口，但常被引用以概括樊诗风格——辞采瑰丽，堆砌典故，工于形式，然或失之繁缛。此评既赞其才，亦暗含对其“炫才”之讥。

“工于琢句，然气格稍弱，有六朝余习，非盛唐气象。”指出其诗风偏重辞章雕琢，缺乏雄浑之气，承袭中晚唐及六朝绮丽传统，但格局未达汉魏盛唐之开阔。

“樊山诗太工，恐伤气格。”与张之洞推崇“经世致用”“诗以载道”的文学观相悖，樊增祥的诗歌偏重形式美与个人才情，被部分重道派文人视为“雕虫小技”。

“樊增祥诗才敏捷，日可成诗数十首，酬应之作，皆能工致。其诗出入温李，兼采元白，工于用典，丽而不靡，为同光间才士之冠。”肯定其创作速度与艺术技巧，认为其融合中晚唐与元白体之长，形成独特风格。

“樊山诗以才情胜，以工丽称，为晚清拟古派之殿军。其诗多应酬、题咏、唱和，然每于细处见功夫，如《后彩云曲》《张夫人曲》等，叙事写人，情致绵密，为近代叙事诗之佳构。”特别推崇其长篇叙事诗的艺术成就，认为在晚清诗坛独树一帜。

3.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樊增祥列为“天英星小李广花荣”，赞其“才调无双，工于射策”，以“小李广”喻其诗才敏捷、技艺精湛，然亦隐含其偏重技巧、少涉重大社会议题之局限。

“樊增祥代表了晚清‘才人之诗’的极致。其诗重才情、重学问、重形式，是科举制度下文人‘诗艺’高度成熟的产物。然其创作多集中于个人交游、闺情、咏物、题画，较少直面社会危机，故在思想深度上逊于黄遵宪、丘逢甲等‘新派诗人’。”认为其是传统诗艺的集大成者，但时代意识较弱。

“樊增祥诗风承袭中晚唐，尤近李商隐、温庭筠，讲究辞藻、对仗、用典，工于写景抒情，然内容多局限于文人雅事，缺乏现实关怀。其诗是‘旧体诗’在晚清最后的辉煌之一。”强调其艺术成就与历史定位。

“樊增祥的诗是‘文人化’的极致体现。他通过大量酬唱、题咏、拟古之作，维系了传统诗歌的文体尊严，在晚清社会剧变中，以‘诗艺’抵抗时代断裂，其价值不仅在于审美，更在于文化守成的象征意义。”

“樊增祥诗过于追求工巧，堆砌典故，有‘掉书袋’之弊，部分作品流于浮华，缺乏真情实感，是‘形式主义’的典型。”

樊增祥作为晚清诗坛的重要人物，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

1. 才情横溢，创作力惊人，一生诗作逾万首，为清代诗人中高产者之一，体现传统文人“以诗为业”的极致。

2. 艺术上承袭中晚唐、六朝诗风，融合温李之丽、元白之俗、苏黄之典，形成“工丽绵密、用典精切”的独特风格，是同光体中“才人之诗”的代表。

3. 其长篇叙事诗如《彩云曲》《后彩云曲》等，以诗记史，融合史实与文学想象，为近代叙事诗发展提供范例，具一定史料与文学双重价值。

题材偏重文人雅趣，较少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变革，思想性较弱，被部分学者视为“脱离时代”的“旧式诗人”。

5. 在文化史上，樊增祥象征着传统诗歌在清末的最后一次辉煌，其诗艺之精、才情之盛，代表了科举时代文人诗学的巅峰，也为后世研究晚清文人心态、社交网络、诗学观念提供了丰富文本。

综上，樊增祥是晚清诗坛“才士型”诗人的典型代表，其诗以“工丽”“才情”“学问”著称，虽或有“繁缛”“炫技”之讥，然其艺术成就与文化象征意义，使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