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
诗人简介
文廷式，字道希，号云阁，又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清末著名学者、词人。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博通经史，尤精于考据、金石、目录之学，是晚清重要的学术人物之一。
文廷式早年中举，后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等职。
他关心时局，主张变法图强，与翁同龢、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相关活动，后因支持光绪帝改革而遭慈禧太后忌恨，被革职驱逐出京，终身未再入仕。
文廷式在文学上尤以词作成就最为卓著，其词风融合豪放与婉约，气势雄浑，情感深沉，善用典故，意境开阔，深受苏轼、辛弃疾影响，又兼有南宋遗民词的悲慨之气。
代表作如《云起轩词钞》，被后人誉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齐名。
其词不仅抒写个人身世之悲、家国之痛，也反映时代动荡与士人忧患，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历史意识。
作为学者，文廷式治学严谨，著述宏富，涉及经学、史学、小学、金石、佛学等领域，代表作有《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云起轩诗录》等，尤以《纯常子枝语》最为后人推重，该书广征博引，议论精辟，展现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独立的思想品格。
文廷式在清末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既是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也是晚清词学复兴的中坚力量。
他承继乾嘉学派之余绪，又开近代学术之新风，其词作与学术著作对后世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均有一定影响。
文廷式被视为晚清士人精神的缩影——兼具学术抱负、政治理想与文学才情，其生平与创作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人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深刻回应。
人物生平
人生轨迹时间线
1856年
1856年 文廷式出生于江西萍乡，祖籍湖南衡阳。
1860年
1860年代 幼年随父宦游各地，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少年时期已显诗文才华。
1875年
1875年（光绪元年） 应童子试，中秀才，开始崭露头角。
1878年
1878年（光绪四年） 赴南昌应乡试，中举人。
1882年
1882年（光绪八年） 赴京应礼部试，未中，留京结交维新派士人，与潘仕成、王晋卿等交游。
1883年
1883年（光绪九年）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步入仕途，参与朝廷文翰事务。
1880年
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 在翰林院任职期间，积极参与时政讨论，关注洋务与变法，与文廷式、陈三立、沈曾植等维新派文人交往密切，形成“同光体”外围诗人群体。
1894年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战争爆发，文廷式力主抗战，上书言事，批评李鸿章妥协政策，主张改革军政，受到光绪帝赏识。
1895年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参与“公车上书”，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主张，成为帝党重要成员。
1896年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因支持变法，遭慈禧太后忌恨，被革职驱逐出京，永不叙用，被迫南下。
1896年
1896—1898年 寓居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讲学授徒，与维新派人士保持联系，继续撰写政论与诗文，创作进入高峰期。
此时期诗风沉郁苍凉，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
1898年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文廷式悲愤交加，作《闻变》等诗悼念维新志士。
因曾为帝党成员，被清廷通缉，流亡于上海、杭州、武昌等地，生活困顿。
1899年
1899—1900年 继续流亡生活，与革命派如章太炎、唐才常等有接触，思想渐趋激进，但仍以诗文抒怀，创作大量感时伤乱、怀古讽今之作。
1901年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清廷宣布“新政”，通缉令有所放松，文廷式一度返回南京居住。
1902年
1902年 移居上海，与郑文焯、朱祖谋等词人交往，致力于词学研究，整理词籍，推动晚清词学复兴。
1903年
1903年 整理并刊刻《云起轩词钞》，收录自作词作，风格豪放悲慨，融合辛弃疾与东坡词风，为晚清重要词集。
病逝于上海，享年
1904年 病逝于上海，享年49岁。
临终前仍手不释卷，关心国事。
身后影响 文廷式被追认为晚清重要文学家、词人、维新思想家。
其诗融合汉魏乐府、杜诗与宋人风格，词作开创“云起轩体”，影响南社及近代诗词发展。
著作今存《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词录》《补晋书艺文志》等。
创作分期简述
创作分期简述：
早期
早期（1870s—1880s）：以应试诗、山水诗为主，风格清丽典雅。
1895年
中期（1890s—1895）：仕途得意，诗风转向关注现实，多政论性作品。
1896年
晚期（1896—1904）：遭贬流亡，创作高峰，诗风沉郁悲壮，词作尤为成熟，融合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感，成为晚清诗史重要代表。
主要作品精选
探索诗人的经典传世之作
云起轩词
纯常子枝语
罗霄山人醉语
病梅馆联语
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文廷式（1856—1904），清末著名词人、学者、维新派思想家，字道希，号云阁，又号纯常子、罗霄山人，江西萍乡人。其生平横跨晚清政治、学术与文学变革的关键时期，以才学宏博、词章卓绝、思想新锐著称，在清末文坛与思想界均具有重要地位。
历史评价
一、文学成就与词学评价
文廷式以词名世，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并称“晚清四大词人”），其词风兼具婉约之深情与豪放之气骨，融汇南北宋诸家之长，尤得力于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又能自出机杼，形成沉郁苍凉、雄奇深婉的独特风格。
清代学者朱祖谋（彊村）极为推重文廷式，称其词“沉哀幽思，精光四射”，“有稼轩之雄，兼梦窗之密”，认为其词“非徒工于声律，实有寄托遥深，家国之感，身世之悲，尽寓于词”。朱氏编选《彊村丛书》时，特重文氏词作，并为其《云起轩词》作序，称其“才力富健，气格高华，为同光以来所罕觏”。
王鹏运在《四印斋所刻词》中亦高度评价文廷式，称其“词笔健举，意蕴深微，能于哀艳中见风骨”，“非仅倚声家之能事，实有士大夫之襟抱”。
近代词学大家龙榆生（龙沐勋）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评曰：“文道希词，以气胜，以情真，兼有稼轩之豪与梦窗之密，而能以身世之感、家国之悲贯注其中，故其词沉郁顿挫，感人最深。晚清词人中，才情之富，无出其右。”
唐圭璋在《词学论丛》中指出：“文廷式词，才气纵横，笔力雄健，善用典而能化，写景抒情，皆能入神。其《云起轩词》为晚清词坛之巨擘，足与清初朱彝尊、陈维崧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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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与思想评价
文廷式不仅是词人，亦为经学家、考据学者与维新思想家。他精研经史，尤通《公羊春秋》，主张通经致用，强调“以经术饰政事”，其学术思想带有鲜明的今文经学色彩，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同属维新思潮的重要代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及文廷式，称其“才识通敏，好谈经世之务，与南海康有为相友善，实为戊戌变法前之思想先驱之一”。梁氏虽未专文论其学术，但在书信与日记中多次称赏其“识见卓绝，议论风发”。
张舜徽在《清儒学记》中评价：“文廷式治经，不拘汉宋门户，而重微言大义，尤重《公羊》三世说，以之解释社会进化之理，与康有为异曲同工。其学术路径，实为晚清经学由考据转向义理之过渡人物。”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廷式以词名，而实通儒也。其学博而能通，其文雄而有气，其论政则切中时弊，主张变法图强，实为戊戌维新之健者。虽以词章显，而其思想之锐进，实非寻常文士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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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与人格评价
文廷式为光绪帝珍妃之师，与帝党关系密切，主张维新变法，反对守旧势力。戊戌政变后，被革职通缉，流亡日本，后返国隐居，郁郁而终。其政治立场与悲剧命运，使其在士林中赢得广泛同情。
陈三立（散原老人）在《文道希先生遗诗序》中称：“道希先生，才高而志大，忧深而虑远。其词哀感顽艳，其文激切慷慨，皆出于忠爱之忱。戊戌之祸，忠臣去国，士心崩摧，而先生独以孤忠自持，不避斧钺，其节概可敬。”
王国维虽未直接评论文廷式，但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引用其词句，并评其《点绛唇·万叶鏖风》等作“气象雄浑，有稼轩之风”，可见对其艺术成就之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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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学术评价
20世纪以来，文廷式逐渐被学界重新发掘。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评价：“文廷式是晚清词坛最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词人之一。其词不仅继承传统，更注入了时代忧患与士人担当，是传统词体在近代转型中的典范。”
叶嘉莹在《清词丛论》中指出：“文廷式词中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个体命运的无尽悲慨，使他的词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写，而成为时代精神的回响。他的词是‘士大夫之词’，而非‘文人之词’。”
当代学者张宏生认为：“文廷式是连接传统与近代的关键人物。他的词学实践，既延续了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传统，又融入了维新思想与民族意识，是晚清词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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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评价
综观历代文人学者之评价，文廷式被公认为清末最具综合才学的士人之一：其词为晚清词坛高峰，其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其思为维新变法之先驱，其节为忠贞不阿之典范。他不仅以词名世，更以思想与人格影响时代。其一生虽短，却如彗星经天，光芒四射。后世评其“才如江海，志如松柏”，“以词传情，以学载道，以节立身”，实非虚誉。
文廷式之历史地位，不仅在于文学成就，更在于其作为传统士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坚守与文化担当。他代表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学术、文学与政治实践寻求出路的典型路径，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