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与文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其一生历经明清鼎革，亲历亡国之痛，终身不仕清朝，坚守遗民气节，以讲学、著述终老。王夫之的学术与文学成就横跨经、史、子、集，尤以哲学与诗学影响深远，被后世誉为“船山先生”。

历代文人学者对王夫之的评价极高，且随着时代变迁，其地位不断被重新发掘与提升。

清初至清中叶： 王夫之在世及去世初期，因隐居著述，声名未显。其著作多为手稿流传，传播有限。然同时代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虽未直接评其诗文，但对其实学精神与民族气节多有敬重。康熙年间，清廷推崇理学，王夫之因持守遗民立场，著作一度被禁或冷遇。然其《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著作，因思想深刻、文风雄健，渐为士人所私传。

乾嘉时期： 考据学盛行，学者多重训诂而轻义理，王夫之因重“义理”与“经世”，一度被边缘化。然部分学者如全祖望、戴震等对其思想已有关注。戴震虽学术路径不同，但曾称“船山之学，深于天人之故，有不可及者”，肯定其哲学深度。

晚清时期： 王夫之的地位急剧上升。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士人重提“经世致用”与“民族大义”。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称其“博大精深，体用兼备”，并于同治年间主持刊刻《船山遗书》，首次系统整理其著作。曾国藩在序中言：“先生之学，出入百家，归本六经，于天道、人事、治乱兴衰，皆有精微之论，实为吾道之栋梁。”左宗棠亦尊船山，称其“节义文章，两足千古”。

维新变法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将王夫之视为启蒙先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王夫之，称其“为明学之殿军，清学之开山”，“其思想之博大、系统之严密，实驾顾、黄而上之”。梁氏特别推崇其《读通鉴论》《宋论》中的历史批判精神，认为“船山之史论，如利刃破竹，直指专制之弊，实开近代民权思想之先声”。

民国时期： 学者进一步从哲学、史学、文学多维度研究王夫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船山先生之学，融贯天人，通经致用，其论史则重制度之因革，其论性则重实践之修养，实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高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王夫之“在理气、心性、知行等问题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尤以其‘理依于气’之说，突破程朱理学框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文学方面，王夫之的诗论与创作亦受重视。其《姜斋诗话》强调“情景交融”“兴观群怨”，主张诗歌应“以意为主，气为辅，辞为用”，反对模拟与雕琢。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其诗论“深得风人之致，论诗重‘兴’，重‘神理’，与钟嵘、司空图一脉相承，而更具哲思深度”。其诗作沉郁顿挫，多寓家国之悲、兴亡之叹，风格近杜甫，被后人誉为“遗民诗宗”。

现代学术界： 20世纪以来，王夫之被公认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张岱年称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最具系统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将其列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强调其“批判专制、提倡实学、重视实践”的思想特质。

在海外汉学界： 王夫之亦受关注。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将其视为“新儒家”的重要一员，认为其思想“在理学内部实现了批判性突破，强调个体责任与历史经验”。日本学者山井湧称其“将中国哲学从形而上的思辨拉回现实世界，具有近代启蒙意义”。

总体评价： 王夫之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诗文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其哲学融合儒、道、释，批判理学空疏，强调实践与历史经验。其史论以史为鉴，针砭时弊，具强烈现实关怀。历代评价从“遗民忠节之士”到“启蒙思想家”，再到“中国唯物主义先驱”，其形象不断丰富，影响日益深远。今人视其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既坚守道义，又勇于批判；既继承传统，又开拓新思。其学术与人格，堪称“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