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偶记
古诗原文
神为主,
气辅之。
曹子桓、
苏子由论文,
以气为主,
是矣。
然气随神转,
神浑则气灏,
神远则气逸,
神伟则气高,
神变则气奇,
神深则气静,
故神为气之主。
至专以理为主,
则未尽其妙。
盖人不穷理读书,
则出词鄙倍空疏,
人无经济,
则言虽累牍,
不适于用。
故义理、
书卷、
经济者,
行文之实,
若行文自另是—事。
譬如大匠操斤,
无土木材料,
纵有成风尽垩手段,
何处设施?
然有土木材料,
而不善设施者甚多,
终不可为大匠。
故文人者,
大匠也。
神气音节者,
匠人之能事也,
义理、
书卷、
经济者,
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
文家之宝。
文章最要气盛,
然无神以主之,
则气无所附,
荡乎不知其所归也。
神者气之主,
气者神之用。
神只是气之精处。
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
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
则死法而已。
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
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
风恬雨霁,
寂无人声。
”此语最形容得气好。
论气不论势,
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
管之管弦繁奏中,
必有希声窃渺处。 神气者,
文之最精处也;
音节者,
文之稍粗处也;
字句者,
文之最粗处也。
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
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
神气之迹也;
字句者,
音节之矩也。
神气不可见,
于音节见之;
音节无可准,
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
音节下则神气必下,
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一句之中,
或多一字,
或少一字;
一字之中,
或用平声,
或用仄声;
同一平字仄字,
或用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则音节迥异,
故字句为音节之矩。
积字成句,
积句成章,
积章成篇,
合而读之,
音节见矣,
歌而咏之,
神气出矣。 文贵奇,
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
然有奇在字句者,
有奇在意思者,
有奇在笔者,
有奇在丘壑者,
有奇在气者,
有奇在神者。
字句之奇,
不足为奇;
气奇则真奇矣;
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
次第虽如此,
然字句亦不可不奇、
自是文家能事。
扬子《太玄》、
《法言》,
昌黎甚好之,
故昌黎文奇。
奇气最难识,
大约忽起忽落,
其来无端,
其去无迹。
读古人文,
于起灭转接之间,
觉有不可测识处,
便是奇气。
奇,
正与平相对。
气虽盛大,
一片行去,
不可谓奇。
奇者,
于一气行走之中,
时时提起。
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 文贵简。
凡文,
笔老则简,
意真则简,
辞切则简,
理当则简,
味淡则简,
气蕴则简,
品贵则简,
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故简为文章尽境。
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
勿使无德者眩,
知德者厌。
”此语最有味。 文贵变。
《易》曰:“虎变文炳,
豹变文蔚。
”又曰:“物相杂,
故曰文。
”故文者,
变之谓也。
一集之中篇篇变,
一篇之中段段变,
一段之之句句变,
神变、
气变、
境变、
音节变、
字句变,
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
须是兼备,
乃尽文人之能事。
上古文字初开,
实字多,
虚字少。
典漠训诰,
何等简奥,
然文法自是未备。
至孔于之时,
虚字详备,
作者神态毕出。
《左氏》情韵并美,
文采照耀。
至先秦战国,
更加疏纵。
汉人敛之,
稍归劲质,
惟子长集其大成。
唐人宗汉,
多峭硬。
宋人宗秦,
得其疏纵,
而失其厚茂,
气味亦少薄矣。
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
何可节损?
然校蔓软弱,
少古人厚重之气,
自是后人文渐薄处。
史迁句法似赘拙,
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
故即物以明理,
情不可以显言也,
故即事以寓情。
即物以明理,
《庄子》之文也;
即事以寓情,
《史记》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长,
抑扬高下,
无一定之律,
而有一定之妙,
可以意会,
而不可以言传。
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
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
则思过半矣。
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
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
一吞一吐,
皆由彼而不由我。
烂熟后,
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
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
合我喉吻者,
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
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白话译文
写文章的根本,以“神”为主导,“气”来辅助。曹丕、苏辙谈论文章时强调“气”,这有一定道理。但气随神而运转:神思浑厚,气就浩大;神思悠远,气就飘逸;神思雄伟,气就高昂;神思变化,气就奇特;神思深邃,气就沉静。因此,神是气的统帅。如果只以“理”为主,则未能穷尽文章的奥妙。因为人不穷究事理、读书积累,写出的言辞就会粗俗、重复、空洞;人若没有经世济民的见识,即使写满长篇大论,也不切实用。所以,义理、书本知识、经世之才,是文章的内容实质;而文章本身的写作,则是另一回事。就像大工匠操作斧锯,若没有土木等材料,即使技艺高超如运斤成风、削尽垩粉,也无从施展。但有了材料,不善运用的人也很多
注释
诗人信息
刘大櫆
清诗人
刘大櫆,清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他出身于桐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博览群书,青年时期即以文章闻名乡里。
刘大櫆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仅中举人,未获进士,长期以教书、游历、著述为生,晚年主讲于徽州紫阳书院等地,培养后学,影响深远。
刘大櫆是“桐城派”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被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另两位为方苞、姚鼐),在桐城派文论的建构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他继承并发展了方苞“义法”说,提出“神气、音节、字句”三位一体的散文理论,强调文章内在精神(神气)与外在形式(音节、字句)的统一,推动了古文写作由注重内容向注重艺术表现力的深化。
其理论对姚鼐及后世桐城派作家影响极大。
在文学创作上,刘大櫆的散文以雄浑刚健、气势充沛著称,善于通过精练的语言和富有节奏感的句式传达思想情感。
代表作如《观化》《息争》《焚书辨》《息耕录》等,既有哲理思辨,又具现实关怀,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
其文章风格既承唐宋古文传统,又具个人特色,被后人誉为“清刚之气,磅礴而出”。
刘大櫆还擅长诗赋,著有《海峰文集》《诗集》《论文偶记》等,其中《论文偶记》是其文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清代文学史上,刘大櫆虽不如方苞、姚鼐那样显赫于仕途,但其文学理论贡献和散文成就奠定了他在桐城派乃至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核心地位。
他不仅是桐城派文风的重要奠基者,也是清代古文由复兴走向成熟的关键推动者。
后世学者评价其为“清文之雄”,其文论与创作共同塑造了清代中后期古文的主流风貌,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