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

施耐庵，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唯知其以创作《水浒传》闻名于世。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其影响深远，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评价丰富而多元。

明代学者对施耐庵的评价多集中于其文学才华与叙事能力。明代高儒《百川书志》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此为现存较早明确记载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的文献，肯定其著作权。李开先《词谑》亦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将《水浒传》与《史记》并提，推崇其叙事艺术。

明代中后期，随着《水浒传》的广泛流传，文人对施耐庵的评价逐渐深入。李贽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中高度评价：“施、罗二公，真千古奇人也。”他认为《水浒传》中人物“忠义”之气跃然纸上，虽写草莽英雄，实则“发愤之所作”，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李贽甚至将《水浒传》称为“第五才子书”，与王实甫《西厢记》、苏轼文、杜诗、庄子并列，足见其推崇之至。

金圣叹在清初评点《水浒传》，对施耐庵的文学技巧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称：“此书七十回，古本必具。施耐庵胸有千秋，笔有化工，写人则如镜取影，写事则如灯取影。”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人物塑造个性鲜明，情节布局环环相扣，是“真正才子之笔”。他删去后三十回，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虽改动原作结构，但其对施耐庵艺术成就的肯定影响深远。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则从史学与文学角度提出批评：“《水浒传》虽小说，然其叙次有法，可资考证。”他认为施耐庵虽为小说家，但其对社会结构、军事组织、民间信仰的描写具有史料价值，反映出元末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他也指出“其书以忠义为名，实多悖逆之言”，对书中“造反”主题有所保留，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对忠义观念的保守态度。

晚清至近代，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施耐庵的评价进一步升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以《水浒传》为“社会小说”之典范，认为施耐庵“借稗史以抒愤，托英雄以讽世”，其创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施耐庵：“《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氏以雄深雅健之笔，写草泽之雄，其人物之生动，结构之谨严，为后世白话小说之祖。”鲁迅特别指出施耐庵在人物心理描写、语言个性化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认为他“写林冲、写武松、写鲁达，皆各具面目，非徒形似”。

现代学者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系统梳理了施耐庵的著作权问题，虽对作者生平存疑，但肯定“《水浒传》是一部奇书，是施耐庵的天才创作”。他认为施耐庵“用白话写小说，能达意传神，使市井小民皆能阅读”，推动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施耐庵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其“写实主义的手法、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对英雄人物的礼赞，皆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良知”。

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施耐庵不仅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或主要整理者），更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其文学成就体现在：一、开创以白话写长篇英雄传奇的先河；二、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三、结构宏大而严密，叙事技巧成熟；四、深刻反映社会矛盾，体现“官逼民反”的历史主题。

总体而言，历代文人学者对施耐庵的评价虽因时代思潮而异，或重其忠义精神，或赞其艺术成就，或评其社会意义，但皆一致承认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施耐庵以一部《水浒传》，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小说之父”之一的崇高声誉，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更深入民间文化、戏曲、影视、社会观念等多个层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