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蛰庵，又号仲阏，台湾彰化人，清末民初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其生平跨越清季与民国初建，身处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其诗作兼具深厚文学价值与强烈时代精神，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台湾诗魂”。

历代文人学者对丘逢甲的评价，自清末至今，历经多个阶段，总体以高度推崇为主，尤其强调其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与诗歌革新精神。

清末至民初时期，同代文人多视丘逢甲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高度评价其诗作：“时流竞言诗界革命，然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莫如丘仙根。其诗慷慨悲歌，有燕赵烈士之风，每读之，令人感奋。”梁氏将丘逢甲与黄遵宪并列，认为其诗“以新意境入旧格律”，既继承传统，又反映时代巨变，是“诗界革命军中马前卒”之代表。

章太炎亦推崇丘逢甲，称其“诗才横溢，忠义之气，溢于楮墨之间”，尤其赞其《离台诗》《岭云海日楼诗钞》诸作，“字字血泪，句句关情，非徒文士之吟咏，实民族之哀歌”。

民国初期，随着台湾光复意识逐渐兴起，丘逢甲作为抗日保台象征人物，其历史地位被进一步抬高。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称：“逢甲以诗人而兼志士，甲午之变，首倡义举，誓不臣倭，其节烈可风，其诗文亦足垂世。”连横特别指出，丘逢甲之诗“不事雕饰，而真气磅礴，读之令人泪下”，是台湾近代文学之高峰。

20世纪中叶，大陆与台湾学界对丘逢甲的研究逐步深入。大陆学者如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丘逢甲为“地雄星”，评曰：“仙根诗以爱国为本，悲愤沉郁，兼有杜陵之沉郁、东坡之奔放，晚清诗家，罕有其匹。”钱氏认为其诗“融新学理、民族情、家国之痛于一体”，是“近代诗歌转型的典范”。

台湾学者如黄得时、叶石涛等在《台湾文学史》中强调，丘逢甲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其诗“打破旧诗局限，引入现代意识”，尤其在甲午战败、台湾割让后，“以诗为武器，唤醒民族自觉”，是“台湾文化抵抗运动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丘逢甲的评价趋于全面。学者普遍认为其诗歌具有三大特质：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其一生，尤其《离台诗六首》《愁云》《秋兴》等，抒发亡国之痛，感人至深；二是融合中西，尝试以新语汇、新意象入诗，推动“诗界革命”，如《游罗浮》中“电灯照夜疑星斗，铁路穿云似箭飞”，反映近代科技文明；三是语言质朴而气势雄浑，善用典故而情真意切，兼具杜诗之沉郁与龚自珍之奇崛。

当代学者如陈万益（台湾）指出：“丘逢甲的诗，是台湾近代史的诗体见证。他不是书斋诗人，而是行动者。其诗之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承载了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的集体记忆。”大陆学者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亦专节论述丘逢甲，称其“以诗存史，以诗明志”，是“近代爱国诗歌的典范人物”。

此外，丘逢甲的教育事业亦受广泛赞誉。他创办新式学堂，倡导“教育救国”，培养大量人才，被后人称为“台湾近代教育奠基人之一”。其诗文中常言“救亡必先启蒙”，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担当。

综上所述，历代文人学者对丘逢甲的评价集中于以下几点：

以诗抒亡国之痛，以行践民族之节，是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推动诗歌内容革新，融时代新象于旧体诗，拓展古典诗歌的表现力。

作为台湾抗日保台的代表人物，其诗文成为台湾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倡导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教育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诗风沉郁悲壮，语言雄健，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为晚清诗坛之翘楚。

丘逢甲之诗，正如其自题《岭云海日楼诗钞》所言：“我诗我血我肝肠。”其一生，以诗为剑，以文为旗，在民族危亡之际，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今人读其诗，犹可感其热血，敬其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