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

况周颐（1859年－1926年），晚清至民国初年著名词人、词学家，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善化。他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并称“清末四大家”），在词学理论、词作创作及词籍整理方面均有卓越成就，尤以词学批评和词律研究著称，是晚清词学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创作成就

况周颐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其词风初学南宋姜夔、张炎，后融汇北宋周邦彦、秦观，兼取清人朱彝尊、厉鹗之所长，形成“沉郁顿挫、清刚醇雅”的艺术风格。其词情感深挚，语言精炼，意境幽邃，多抒写身世之感、家国之思与人生哲思。代表作如《蕙风词》《阮郎归·咏秋》《鹧鸪天·秋感》等，情致缠绵而气格高华，被后人誉为“词中逸品”。

二、词学理论贡献

况周颐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其词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其代表作《蕙风词话》五卷，是继《人间词话》之后近代最具影响力的词学批评著作之一。《蕙风词话》以“重、拙、大”为词学核心主张：

- “重”：指情感真挚、意蕴厚重，反对轻佻浮薄； - “拙”：指语言自然、不事雕琢，强调“真”与“朴”； - “大”：指境界开阔、气象宏大，追求“浑成”之境。

此三说成为清末民初词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影响深远。况周颐还强调“词心”之说，认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而所以得此之由，曰‘词心’”，将词人内在精神境界视为创作的根本，体现出对词人主体性的高度重视。

此外，《蕙风词话》还广泛论及词律、词韵、章法、句法、用典、意境等，兼采历代词论精华，条分缕析，见解精微，被后人称为“词话中之词话”。

三、历代文人学者评价

“夔笙词，沉郁顿挫，得南宋神髓，近世罕有其匹。”王鹏运与况周颐同编《四印斋所刻词》，对其词作极为推崇，称其“清刚醇雅，卓然成家”。

朱祖谋与况周颐并称“王、朱、郑、况”，对其词学理论极为服膺。他称《蕙风词话》“精义络绎，发前人所未发”，并亲自校刊其词集，推为“词坛津梁”。

王国维虽与况周颐主张略有不同（王国维重“境界”，况重“重拙大”），但对况氏词作评价极高。他在《人间词话》中虽未直接评论况周颐，但在私人信札中称其“词格清峻，意境幽远，近世词人，罕出其右”。

吴梅在《词学通论》中高度评价况周颐：“《蕙风词话》立论精当，持律谨严，为近代词学之圭臬。其言‘重、拙、大’，实为词家三昧，学者不可不读。”

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称况周颐“为晚清词学殿军”，其词“沉郁苍凉，有遗民之痛”，《蕙风词话》“为词学复兴之枢纽，影响及于民国词坛”。

夏承焘在《瞿髯论词绝句》中评况周颐：“蕙风论词重拙大，词心独契古人魂。晚清词派归临桂，一卷词话动乾坤。”肯定其在词学史上的枢纽地位。

叶嘉莹在《唐宋词十七讲》及多篇论文中指出，况周颐的“词心”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共同构成近代词学两大理论支柱。她认为：“况氏强调‘重、拙、大’，实是对词体本质的深刻把握，其理论不仅适用于创作，也适用于批评，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钱仲联在《梦苕庵词话》中称：“临桂词派，自王鹏运、况周颐而极盛。《蕙风词话》为近代词论之冠，其论词之精微，不在张炎《词源》之下。”

四、历史地位与影响

况周颐是晚清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浙西、常州两派词学传统，又突破门户之见，提出具有现代意识的词学观。其“重、拙、大”理论不仅指导了清末民初的词创作，也影响了后来的词学研究范式。

他与王鹏运等人倡导的“临桂词派”，以整理词籍、校勘词律、倡导词学为己任，推动了《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等大型词籍的刊行，为保存和传播词学遗产作出巨大贡献。

况周颐的词作与理论，至今仍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文本。其《蕙风词话》被多次重印、校注，成为高校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重要参考书。他也被视为中国词学从古典走向近代的桥梁式人物。

综上，历代文人学者普遍认为：况周颐是晚清词学集大成者，其词作情感深挚、艺术高妙，其理论系统精微、影响深远。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词人，更是一位具有理论自觉与学术抱负的词学家，其历史地位可与张惠言、周济、王国维并列，堪称中国词学史上最后的高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