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

张居正，明代中后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虽以政治成就著称，然其诗文亦具时代特色，文风质朴刚健，多涉经世致用之思，为明代士大夫文学之代表。以下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诗文及整体历史评价之综论：

明代评价：

张居正当国时，以首辅身份推行“万历新政”，力行改革，整饬吏治，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振兴财政，其政声显赫，然其文才初未为时人重。然其奏疏、书信、序跋等实用文体，文风峻切，逻辑严密，气势磅礴，为时人所推重。王世贞《艺苑卮言》评其文曰：“张太岳奏议，如刀切玉，字字有据，非空谈者可比。”归有光亦赞其“文章经济，实为一体”，认为其文风与其治国理念相契，不事雕琢而自有力量。

李贽在《续焚书》中称：“张江陵之才，千古一人。其文如雷如霆，震聋发聩，非徒文士之流可比。”然亦批评其“刚愎自用，不容异议”，反映其政治风格对文风之影响。

清代评价：

清代学者对张居正评价趋于复杂，政治上以褒为主，文学上则多取其奏议、政论之价值，而对其诗赋创作评价不高。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其《张太岳集》曰：“居正才识宏远，所上奏疏，皆切中时弊，文辞剀切，有西汉之风。诗则率意而发，不事雕饰，然气骨峻整，有宰辅气象，非寻常文士可比。”又言：“其诗多感时忧国、励精图治之语，虽少风人之致，然志节凛然，足为士大夫楷式。”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虽批评张居正“专权”，然亦承认其“功在国家，利在民生”，其文“有经世之实，无雕虫之虚”，肯定其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实用主义取向。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江陵之文，如金铁相搏，声震屋瓦。其诗虽不多，然每出一语，皆关国是，非徒咏风月者。”然亦指出其“诗才未极工，然气格自高”。

晚清及近代评价：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张居正列为首位，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其在《饮冰室合集》中评价张居正文曰：“其文如铁马冰河，气势磅礴，字字如刀，直指时弊。虽非诗人之诗，然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实为有明一代政论文之冠。”梁启超特别推崇其奏疏《陈六事疏》《论时政疏》等，认为“其文足以振衰起弊，开一代风气”。

章太炎在《訄书》中称张居正“以法家之实，行儒家之名”，其文“峻厉而少温厚”，然“其志可悯，其功可纪”，认为其文学风格与其改革精神一致，具“法家之骨，儒家之表”。

现代学术评价：

现代学者多从政治与文学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张居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虽指出张居正死后遭清算之悲剧，但肯定其“以文辅政”的实践，认为其“文章即政治”，其奏议、书信皆为政治行动之延伸，非纯文学可比。其文风“理性、务实、高效”，代表明代士大夫从“理学空谈”向“经世致用”的转型。

文学史家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张居正之诗文，虽不以才情见长，然其文风刚健，语言质朴，内容紧扣国计民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士大夫文学由空疏向实学的转变。其奏议、序跋、书札等文体，为明代政论文之典范，影响深远。”

当代学者如商传、樊树志等强调，张居正的文学价值在于其“文以载道”的实践性，其诗文虽少抒情之作，然每篇皆“有物、有据、有策”，为明代“实学文风”之代表，对清代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之文论亦有先导意义。

总结：

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其历史地位远高于其文学成就。然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诗文之评价，始终围绕其“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展开。其文风刚健峻切，逻辑严密，气势恢宏，奏议、政论文为明代典范；其诗则少雕琢，多感时忧国之语，虽非辞藻华美之作，然具士大夫之志节与担当。历代评价虽有对其“刚愎”“专权”之批评，然对其文之“实”“力”“气”多予肯定。张居正之文学，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治国平天下”之工具与表达，其价值在于将文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实为明代士大夫文学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