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乾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坛领袖之一。沈德潜以诗名重一时，尤精于格律诗，倡导“格调说”，对清代中期诗学发展影响深远。

一、诗学主张与创作特色

沈德潜继承并发展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格高调逸”之说，提出“格调说”，强调诗歌应“温柔敦厚”，合于“诗教”，主张“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度”，即情感真挚与形式规范并重。他推崇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尤其推重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诗人，认为其诗风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符合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

在创作上，沈德潜诗风典雅含蓄，注重音律对仗，结构严谨，语言清丽而不失厚重。其《说诗晬语》是其诗论代表作，系统阐述其“格调”理论，主张“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强调声律、章法、气韵的统一。此外，他还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选本，影响极大，成为当时士子学诗的重要范本。

二、历代文人学者评价

1. 同时代及稍晚文人之评价

袁枚（1716–1797）：清代性灵派代表诗人，与沈德潜齐名而诗学主张迥异。袁枚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多有批评，称其“拘于格律，失却性情”，在《随园诗话》中直言：“沈归愚宗伯专以声调取胜，而性情反居其次。”但袁枚亦承认其“选诗精当，有功于后学”，尤其推崇《唐诗别裁集》“去取有法，可为初学津梁”。

纪昀（纪晓岚，1724–1805）：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沈德潜《说诗晬语》：“持论平正，不主一家，而于格调声律，剖析入微，实有裨于后学。”又评其《唐诗别裁集》：“去取精审，注释详明，于初学尤便。”认为其选本“有功诗教”，是乾嘉时期最具权威性的唐诗选本。

翁方纲（1733–1818）：肌理派代表，与沈德潜同属重“法度”之流。翁氏对沈德潜极为推崇，称其“诗格高华，议论醇正，为一代宗匠”，并认为《国朝诗别裁集》选录清初诗人，“存一代之风雅，有功于文献”。

2. 清代中后期评价

张维屏（1780–1859）：在《国朝诗人徵略》中称沈德潜“以诗鸣于乾嘉之际，门生故吏遍天下，一时称诗者，莫不宗之”，并赞其“诗格清刚，气骨端凝，有盛唐遗风”。又言：“归愚选诗，如良工之规绳，不偏不倚，足为后学楷模。”

潘德舆（1785–1839）：在《养一斋诗话》中批评沈德潜“偏重格调，拘于绳尺，使性灵不得发舒”，但亦承认其“选诗之功，实不可没”，认为《唐诗别裁集》“去取有法，注释精当，为学诗者所必读”。

3. 近现代学者评价

钱基博（1887–1957）：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沈德潜：“归愚以格调立宗，主温柔敦厚之教，虽不免拘于形式，然其选诗之功，实开乾嘉诗学之规模。其《唐诗别裁》《明诗别裁》等书，为后世学诗者所宗，影响至巨。”并指出其“以诗干禄，为乾隆所重，然其选本之学术价值，远过其仕宦之荣”。

钱钟书（1910–1998）：在《谈艺录》中分析沈德潜诗论，认为其“格调说”实为“声律与气骨之合”，虽“近于明七子之遗绪，然能融情入格，较前人为通”。又言：“沈氏选诗，眼光老到，去取不苟，虽主格调，而能兼采性灵，非尽拘泥者。”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沈德潜：“作为清代中期诗坛的盟主，他通过编选大型诗歌选本，系统建构了以‘格调’为核心的诗歌审美体系，对清代诗歌的规范化、经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其选本至今仍是研究唐诗、明诗的重要资料。”

4. 当代学术评价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沈德潜是连接明清诗学与清代中期诗风的关键人物。其“格调说”虽在“性灵”“肌理”等派别兴起后受到挑战，但其选本之功不可磨灭。学者如蒋寅、莫砺锋等指出，沈德潜的选诗标准体现了“雅正”“醇和”的儒家诗教理想，其《唐诗别裁集》在清代被广泛用作科举试帖诗的范本，对士人审美趣味影响深远。

此外，沈德潜晚年因曾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而徐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语，被乾隆帝定为“悖逆”，沈德潜受牵连，追夺官衔、罢祠削谥，身后遭“文字狱”清算。此事亦成为其历史评价中的复杂一笔。后人评曰：“其诗可传，其选可法，其遇可叹。”

三、总体历史评价

沈德潜是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枢纽人物。他集诗人、选家、诗论家于一身，以“格调说”为核心，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与审美规范。其编选的《唐诗别裁集》等选本，去取精当，注释详明，成为清代士子学诗必读之书，影响延续至清末乃至民国。

尽管其理论被性灵派、肌理派等后来者所批评“拘于格律”“失于性情”，但其对诗歌形式美的重视、对经典文本的系统整理，为清代诗歌的规范化与学术化奠定了基础。在清代诗学由复古走向多元的过程中，沈德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综观历代评价，沈德潜虽非开宗立派之天才，却是一位“集大成而守正”的典范。其历史地位不在于创新诗风，而在于确立规范、传播经典、影响士林。正如钱基博所言：“归愚之诗，未必超然独绝；归愚之选，实为百世之师。”其选本之功，远胜其个人创作；其诗教之志，长存于文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