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

刘琨，字越石，西晋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生于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出身汉室后裔，世族高门，与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广为流传。其一生处于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的动荡时代，亲历八王之乱、永嘉之难，亲历国破家亡、中原沦陷，其诗文创作与政治军事活动紧密相连，兼具豪情壮志与悲凉沉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历代文人学者对刘琨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人格气节、文学成就与时代精神三个方面：

忠贞不屈，志在恢复

刘琨被历代史家与文人普遍誉为“忠臣义士”。《晋书·刘琨传》称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然“值中原丧乱，率亲党数百家，避难于晋阳”，在“孤城独守，外无救援”的绝境中，仍“抚循羸弱，招集离散”，力图恢复中原。虽最终兵败被俘，不屈而死，临刑前“神情不乱，咏诗明志”，表现出极高的气节。

唐代史学家房玄龄在《晋书》中高度评价：“琨虽无奇略，而志在勤王，终致身死，可谓忠臣矣。”认为其虽无杰出军事才能，但忠贞不渝，堪为楷模。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赞其“志节慷慨，不避艰险”，将刘琨与祖逖并列，称为“晋室之忠烈，江左之楷模”。

明代学者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刘越石，晋之忠臣也。当其孤城拒胡，誓死不屈，其志烈可贯日月。”强调其人格精神超越时代局限。

慷慨悲凉，开北朝风骨

刘琨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五言诗与表疏文书中。现存诗作虽仅数首，但风格雄浑悲壮，情感真挚，开北朝诗歌“慷慨悲凉”之风，对后世边塞诗、咏怀诗影响深远。

钟嵘《诗品》将刘琨列为中品，评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认为其诗源于王粲，但更具悲愤之情，因身世坎坷而“凄戾”“感恨”，情感深沉。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其：“刘琨雅壮而多风，亦遇之于时势也。”指出其文风“雅壮多风”，实乃时代动荡所激发，非纯为文饰。

唐代陈子昂在《感遇诗》序中推崇刘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虽未明指刘琨，但其“怆然”之悲，实承刘琨、阮籍一脉。后人常将刘琨与阮籍、左思并列，视为“建安风骨”之余响。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称：“晋人惟刘越石、郭景纯五言，犹有汉魏风骨。”认为在晋代玄言诗盛行的背景下，刘琨仍能保持汉魏以来的慷慨之气，实属难得。

清代沈德潜《古诗源》选录刘琨《重赠卢谌》等诗，评曰：“越石英雄失路，满腔悲愤，即是千古绝调。其诗以气胜，以情真，不事雕琢而自工。”特别推崇其《重赠卢谌》中“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一句，称其“沉郁顿挫，悲慨万端”，为“忠臣志士之绝唱”。

乱世忠魂，文脉传承

刘琨虽未建立显赫功业，但其“志在恢复”的精神与“诗以言志”的实践，使其成为乱世中文人风骨的象征。其诗不仅抒写个人命运，更承载民族危亡之痛，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晋之亡，非亡于刘聪、石勒，而亡于士大夫之无志节。唯刘琨、祖逖，独抱忠愤，誓不北面事贼，此其所以为晋之孤忠也。”将刘琨视为东晋士人精神的标杆。

近代学者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指出：“刘琨诗虽不多，而悲歌慷慨，直追建安，实为晋宋之际风骨之代表。”认为其文学价值在于承上启下，连接建安风骨与南朝文学。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虽未专论刘琨，但其对“建安风骨”“慷慨以任气”的推崇，实亦涵盖刘琨。后人常以“刘琨舞剑”“闻鸡起舞”象征奋发图强、救国图存之志，其精神早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

总结：

历代对刘琨的评价，始终围绕“忠”“烈”“悲”“壮”四字展开。其人格之忠贞、志节之坚定，赢得史家敬重；其诗文之慷慨、情感之真挚，获得文士推崇。尽管其军事成就有限，但其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坚守与悲鸣，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忠臣义士与悲情诗人的典型代表。其诗歌虽少，却如“百炼钢”般刚劲有力，在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为后世杜甫、陆游等忧国诗人所追慕。刘琨不仅是西晋末年的政治军事人物，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血书者”的典范，其精神与诗文，至今仍具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