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人生轨迹时间线
刘伶人生轨迹时间线（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魏晋时期，约公元3世纪）
约公元220年—240年
约公元220年—240年（推测）
出生时间不详
出生时间不详，籍贯为沛国（今安徽宿州一带）。
早年生活细节无明确记载，据后世文献推测其出身士族，少年时受玄学思潮影响，性格旷达不羁，崇尚老庄思想。
约公元240年—260年
约公元240年—260年（正始至正元年间）
青年时期
青年时期，正值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玄学兴起，何晏、王弼等人倡导“贵无”思想。
刘伶深受影响，开始形成其放达任诞的人生态度。
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等人交往密切
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等人交往密切，逐渐形成“竹林七贤”文人集团，以清谈、饮酒、避世为特征。
此时期开始创作诗文，风格以玄理、饮酒、隐逸为主题，代表作雏形可能形成。
约公元260年—274年
约公元260年—274年（曹魏末至西晋初）
“竹林七贤”活动高峰期。
刘伶以嗜酒著称，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命仆人荷锸随行，曰：“死便埋我。
”
创作《酒德颂》
创作《酒德颂》，为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
该文以夸张笔法描写“大人先生”饮酒忘世、超然物外的精神状态，表达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酒德颂》被视为其文学创作成熟期标志
《酒德颂》被视为其文学创作成熟期标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酒文化文本。
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对司马氏政权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拒绝出仕，以醉酒避祸，体现乱世中士人的精神困境与自我保全策略。
约公元274年—300年
约公元274年—300年（西晋泰始至永康年间）
“竹林七贤”逐渐离散
“竹林七贤”逐渐离散，阮籍、嵇康已去世，刘伶年事渐高，行踪更趋隐逸。
虽曾短暂被征为建威参军（约270年代），但不久即辞归，继续以酒自娱，不问世事。
晚年生活困顿，然不改其放达本色。
据《晋书·刘伶传》载，其妻劝其戒酒，焚酒具，他则要求祭酒祝誓，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足见其嗜酒如命。
去世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不详，约在西晋中后期（公元3世纪末），卒年无确切记载。
死后
死后，其形象被后世不断神化，成为“酒仙”代表人物之一，与阮籍、嵇康同被尊为魏晋风度的象征。
后世影响
后世影响：
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刘伶频繁出现于诗文、绘画、戏曲中，成为文人寄托自由精神的符号。
《世说新语》多次记载其言行，尤以“刘伶病酒”“刘伶裸形”等故事流传最广，强化其“狂放”“真率”的文学形象。
《酒德颂》被收入《文选》
《酒德颂》被收入《文选》，历代文人推崇其文风简远、意境超脱。
总结创作时期
总结创作时期：
早期
早期（约240—260）：玄理思考，参与清谈，诗文初成
中期
中期（约260—274）：创作高峰，《酒德颂》问世，竹林集团活跃期
晚期（约274年后）：隐逸醉酒，文学活动减少，精神影响持续扩大
备注
备注：刘伶无诗集存世，现存作品极少，仅《酒德颂》一篇完整传世，另有少量佚句散见于类书。
其“人生”更多以行为艺术与精神象征被历史铭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仕途轨迹。
代表作品
诗人的经典传世佳作
世说新语
酒德颂
酒德颂
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放达、蔑视礼法著称。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晋书·刘伶传》及《世说新语》，虽仕途不显，然以其狂放不羁的个性与独特的文学风格，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历代文人学者对刘伶的评价，多集中于其人格风范、哲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三方面，评价褒贬不一，然总体以推崇其超然物外、反礼教精神为主流。
唐代以前，刘伶形象多见于史籍与笔记。房玄龄等《晋书·刘伶传》称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但“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记载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此等言行，被史家视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典型，体现玄学思潮下士人对礼法束缚的挣脱。
唐代文人多从风骨与隐逸角度评价刘伶。李白《月下独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其放浪形骸、以酒寄怀之态，实承刘伶遗风。杜甫虽重礼法，然在《遣怀》中亦叹：“刘伶称酒德，其身则已忘。”可见其人格魅力之深远。白居易《效陶潜体诗》中称：“刘伶爱酒在生前，死后何须更举鞭。”对其以酒为伴、超脱生死的达观表示敬意。
宋代文人更重理趣与心性，对刘伶的评价趋于理性与哲理化。苏轼极为推崇刘伶，其《题刘伶诗》云：“刘伯伦有贤妻，如陶渊明有敬姜。然伯伦之放，非真狂也，乃以狂自全耳。”苏轼认为刘伶之狂，实为乱世中保全性命、坚守本心的智慧，是“外狂内正”的典范。又在《浊醪有妙理赋》中赞其“以酒为命，以天为心”，将其提升至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
黄庭坚亦赞刘伶：“酒中有真味，非俗子所知。”认为其嗜酒非为沉溺，而是体悟大道的途径，契合道家“得意忘言”之旨。
明代文人重个性解放，刘伶被视为“真性情”的代表。李贽《焚书》中称：“刘伶之醉，乃醒于世人；世人皆醉，唯刘伶独醒。”将刘伶的“醉”解读为对虚伪礼教的精神反抗，具有启蒙意义。袁宏道《叙小修诗》亦言：“唯狂者能真，唯醉者能忘。”推刘伶为“真狂士”。
清代学者则更注重考据与思想分析。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刘伶、阮籍之放，非无志于世也，志不得伸，故托于酒。”认为其放达实为政治压抑下的精神退守，具有悲剧色彩。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刘伶集》（今佚）时称：“其文虽不多传，然《酒德颂》一篇，孤标独步，足以震耀千载。”肯定其文学成就。
《酒德颂》为刘伶唯一传世完整作品，历代评价极高。钟嵘《诗品》虽未直接评刘伶，但列“竹林七贤”于上品，称其“托怀玄远，语多卓绝”。《文心雕龙·颂赞》则称《酒德颂》“气扬采飞，体旷言约”，为“颂之变体”，开后世哲理小赋之先河。
近代以来，学者从思想史与社会批判角度重新审视刘伶。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高度评价刘伶，称其“以酒为武器，向虚伪的礼教宣战”，是“清醒的醉者”，其行为“是一种反抗，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胡适亦认为刘伶代表“个人主义的觉醒”，是魏晋时期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当代学者如余英时指出，刘伶之“醉”实为“精神自由”的象征，其“死便埋我”的宣言，体现个体对生死、礼法的彻底超越，是魏晋“人的觉醒”的极端表现。
综上所述，刘伶虽不以诗文数量见长，然其人格、思想与《酒德颂》一文，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自由、个性、酒文化及反礼教精神的理解。历代评价从“狂士”“醉人”到“哲人”“斗士”，不断深化，终确立其作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真性情”与“越名教”之象征的崇高地位。其形象已超越个体，成为文化符号，象征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