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

阮瑀 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时期

阮瑀（约165年—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时期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生平主要活动于汉末乱世，早年曾师从蔡邕，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文、章表书记，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历代文人学者对阮瑀的评价多集中于其文才、气格与政治操守，评价总体较高，尤以文学成就为后世所重。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曰：“阮瑀以笔才逾亲，而文质相称。”又于《章表》篇中称：“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也；然陈思以下，阮瑀、应玚，并负文采。”肯定其章表文体的实用性与文采兼具，为魏初公文写作之典范。

南朝梁·钟嵘《诗品》将阮瑀列为中品，评其诗曰：“元瑜，陈留人，文若清典，足以映照一世。”并引曹丕之言：“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又评其《驾出北郭门行》一诗：“言人死之不可复生，悲而不伤，得风人之致。”钟嵘虽未将其列入上品，但肯定其诗风清雅、情感真挚，具“建安风骨”之遗韵。

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推崇建安风骨，虽未专论阮瑀，但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作为理想诗风，而阮瑀之诗正契合此标准，后世多以此标准回溯其价值。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称：“魏武初定霸业，文士云集，阮瑀、陈琳，并为书记，辞义清俊，动合典谟。”高度评价其公文写作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如阮瑀、刘桢，虽不及曹植，然其气格高古，非后世模拟所能及。”肯定其诗风雄健、气象宏阔，具建安时代特有的慷慨悲凉之气。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评曰：“阮瑀诗清丽有思，风骨峻整，虽不及子建之才，然在七子中，实为翘楚。”又言：“元瑜《驾出北郭门行》，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得《国风》之遗。”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称：“元瑜书记翩翩，有文无累，与孔璋并驱，而清雅过之。其诗虽少，而《咏史》《公宴》诸篇，皆有建安之骨。”

清·沈德潜《古诗源》选录阮瑀诗多首，评其《驾出北郭门行》：“直写胸臆，悲凉慷慨，与《古诗十九首》同调，而风骨过之。”又评其《公宴诗》：“清雅流丽，不减子建。”认为其诗虽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乘，具“骨力”与“情致”兼备之特点。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阮瑀诗气峻而词清，建安之正声也。”进一步将其定位为建安文学正脉之代表。

近世学者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建安七子”中，“阮瑀、应玚，都是曹操的书记官，他们的文章，自然也带点‘官方’色彩，但阮瑀尤能保持文人独立之精神，其诗有悲悯之情，非徒颂德之文。”肯定其在政治依附背景下仍保有文学个性与人文关怀。

现代文学史家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均认为：阮瑀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章表书记的实用文体上，语言清雅流畅，情感真挚，对后世公文写作影响深远；其诗歌虽仅存十余首，但风格质朴刚健，情感深沉，尤以《驾出北郭门行》为代表作，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之状，哀婉动人，具强烈现实主义色彩，是建安时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文学精神的体现。

综上，历代评价普遍认为：阮瑀文才卓越，尤以书记章表著称，为魏初文翰之宗；其诗风清峻、气格高古，情感真挚，具建安风骨；虽在文学史上地位略逊于曹植、王粲，但在“建安七子”中属中坚人物，其清雅文风与悲悯情怀，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其身处乱世仍坚守文人良知，以文载道，以诗抒怀，堪称建安风骨之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