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游览京城中显贵富人的园林，看到他们收藏的奇花异石，从边远之地甚至海外搜罗而来，无所不有，唯独难以得到的是竹子。我们江南人把竹子砍来当柴烧，他们造园时，也必定高价购买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花一千钱买一块石头，一百钱买一枝花，毫不吝惜。但如果有竹子夹杂其中，往往就砍掉，说：“别让这东西占了我种花石的空地。”而京城人只要能弄到一竿竹子，往往不惜花费数千钱；但竹子刚种下，一遇霜雪就又枯死了。正因为竹子难得到又容易枯死，人们就更加珍视它。江南人甚至嘲笑说：“京城人竟然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当宝贝。”唉！奇花异石确实被京城和江南人都看重。但推究它们生长的地方，那些边远海外的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不过就像江南人看待竹子一样平常。而那些从不产竹的地方，如果人们一旦见到竹子，我想他们一定会比京城人更加珍视它。这样一来，嘲笑就没完没了了。俗话说：“人离开故乡就变得低贱，物离开产地就变得珍贵。”由此看来，世人所认为的美丑，哪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在荆溪边修建园林，遍种竹子，不种其他树木。他在竹林中建了一座小楼，闲暇时就与客人在其中吟诗长啸。他有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权势的人争园林池沼、花石的胜景，只取本地就有的竹子，不费力气就能郁郁葱葱布满园中，也足以自适了。因此自号‘竹溪主人’。外甥，请你为我写一篇记吧。”我认为舅舅难道真的不能与权贵争胜，而随意取用本地之物？恐怕是他独独深爱竹子，却不愿明说吧？古人论竹，认为它完全没有声色香味可令人喜爱。所以它不如石头奇巧怪异，不如花朵妖艳柔美。它孤高独立，就像傲慢孤僻的士人，不能迎合世俗。因此自古以来，真正喜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些京城人又怎能真正懂得并珍视竹子？不过是想借此炫耀财富，和奇花异石一样罢了。所以京城人珍视竹子，和江南人不珍视竹子，其实都是不懂竹子。
舅舅生长在繁华富贵之中，却能不沉溺其中，对裘马、奴仆、歌舞等富人沉迷的事物一概摒弃。他为人正直，不随便与人交往，凛然有孤高独立的气质，这种品格与竹子必有相通之处。凡是可喜可玩的事物，自然无法动摇他的志趣。那么即使竹子不是本地所产，他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求得，才心里痛快。即使他的财力足以搜罗所有奇花异石，但若没有这份对竹的喜爱，那些东西也毫无意义。唉！竹子本就可以不离开江南而被人珍视啊！我因此深有感触！
明朝诗人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抗倭名将，生于1507年，卒于1560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授翰林编修，后历任兵部主事、吏部郎中、右佥都御史等职。
唐顺之不仅文才出众，且心系国事，曾亲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整顿海防，功勋卓著，是少有的文武兼资之士。
在文学上，唐顺之是嘉靖年间“唐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当时盛行的复古模拟之风，提倡取法唐宋古文，强调文章应有真情实感和实用价值。
他推崇韩愈、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大家，强调“本色”与“自得”，对当时文坛的浮靡文风提出批判，推动了明代散文的革新。
其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有力，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代表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其中《信陵君救赵论》《竹溪记》《答茅鹿门知县书》等文广为传诵，尤其《答茅鹿门知县书》系统阐述其文学主张，被视为唐宋派文论的重要文献。
唐顺之在经学、史学、兵学、天文、算数等方面皆有造诣，体现出明代士人“实学”精神的典范。
他治学严谨，注重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实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历史地位上，唐顺之被视为明代中期文学由复古转向性灵的重要过渡人物。
他既承继了前七子的复古理想，又开启了后来公安派、竟陵派重视个性与性灵的先声。
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对晚明散文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同时，其抗倭功绩与清廉刚直的品格，也使他在历史上享有“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高度评价。
唐顺之被后世尊为“荆川先生”，与归有光并称“唐归”，是明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本文以“竹”为线索，通过对比京城人与江南人对竹的不同态度，揭示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盲目心理，进而借任君植竹自适之事，赞颂其不慕奢华、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