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救赵论
古诗原文
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
夫强秦之暴亟矣,
今悉兵以临赵,
赵必亡。
赵,
魏之障也。
赵亡,
则魏且为之后。
赵、
魏,
又楚、
燕、
齐诸国之障也,
赵、
魏亡,
则楚、
燕、
齐诸国为之后。
天下之势,
未有岌岌于此者也。
故救赵者,
亦以救魏;
救一国者,
亦以救六国也。
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
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
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
曰:又不然也。
余所诛者,
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
魏固有王也。
赵不请救于王,
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
是赵知有信陵,
不知有王也。
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
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
欲急救赵,
是信陵知有婚姻,
不知有王也。
其窃符也,
非为魏也,
非为六国也,
为赵焉耳。
非为赵也,
为一平原君耳。
使祸不在赵,
而在他国,
则虽撤魏之障,
撤六国之障,
信陵亦必不救。
使赵无平原,
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
虽赵亡,
信陵亦必不救。
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
不能当一平原公子,
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
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
幸而战胜,
可也,
不幸战不胜,
为虏于秦,
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
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
盖出于侯生,
而如姬成之也。
侯生教公子以窃符,
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
是二人亦知有信陵,
不知有王也。
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
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
不听,
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必悟矣。
侯生为信陵计,
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
不听,
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姬有意于报信陵,
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
不听,
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此,
则信陵君不负魏,
亦不负赵;
二人不负王,
亦不负信陵君。
何为计不出此?
信陵知有婚姻之赵,
不知有王。
内则幸姬,
外则邻国,
贱则夷门野人,
又皆知有公子,
不知有王。
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
自世之衰,
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
有重相而无威君,
有私仇而无义愤,
如秦人知有穰侯,
不知有秦王,
虞卿知有布衣之交,
不知有赵王,
盖君若赘旒久矣。
由此言之,
信陵之罪,
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
其为魏也,
为六国也,
纵窃符犹可。
其为赵也,
为一亲戚也,
纵求符于王,
而公然得之,
亦罪也。 虽然,
魏王亦不得无罪也。
兵符藏于卧内,
信陵亦安得窃之?
信陵不忌魏王,
而径请之如姬,
其素窥魏王之疏也;
如姬不忌魏王,
而敢于窃符,
其素恃魏王之宠也。
木朽而蛀生之矣。
古者人君持权于上,
而内外莫敢不肃。
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
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
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
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
履霜之渐,
岂一朝一夕也哉!
由此言之,
不特众人不知有王,
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
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
《春秋》书葬原仲、
翚帅师。
嗟夫!
圣人之为虑深矣!
白话译文
有人认为信陵君偷窃兵符是罪过,我却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定罪的依据。强大的秦国暴虐至极,如今倾全国之兵攻打赵国,赵国必定灭亡。赵国是魏国的屏障,赵国一亡,魏国紧随其后。而赵、魏又是楚、燕、齐等国的屏障,赵、魏若亡,这些国家也将相继覆灭。当时天下的危急局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救赵国也就是救魏国;救一国,也就是救六国。窃取魏国的兵符来解除魏国的危难,借用一国的军队来分担六国的灾难,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然而,信陵君真的无罪吗?我说:也不尽然。我所谴责的,是信陵君的用心。
信陵君不过是一位公子,魏国本来就有君王。赵国不向魏王求救,却再三恳求信陵君,这说明赵国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平原君用婚姻关系来激将信陵君,而信陵君也正因为这层姻亲关系,急于救援赵国,这说明他只知有婚姻私情,不知有君王。他偷兵符,不是为了魏国,也不是为了六国,而是为了赵国;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平原君一人。如果灾祸不在赵国,而在其他国家,即使失去魏国和六国的屏障,信陵君也一定不会去救。如果赵国没有平原君,而平原君也不是信陵君的姻亲,即使赵国灭亡,信陵君也一定不会去救。这样一来,赵王的地位和国家的存亡,竟不如一个平原公子重要;而魏国赖以保卫社稷的军队,竟只用来满足信陵君一位姻亲的私愿。侥幸取胜还好,万一战败,被秦国俘虏,那就是用魏国数百年的基业去殉葬一段姻亲之情,我真不知道信陵君该如何向魏王交代!
偷兵符的计策,出自侯生,由如姬完成。侯生教信陵君偷符,如姬在魏王卧室内为信陵君偷出兵符,这说明他们二人也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我认为,信陵君为自己打算,不如用唇亡齿寒的道理激烈劝谏魏王,若魏王不听,就以死明志,死在魏王
注释
诗人信息
唐顺之
明朝诗人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抗倭名将,生于1507年,卒于1560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授翰林编修,后历任兵部主事、吏部郎中、右佥都御史等职。
唐顺之不仅文才出众,且心系国事,曾亲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整顿海防,功勋卓著,是少有的文武兼资之士。
在文学上,唐顺之是嘉靖年间“唐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当时盛行的复古模拟之风,提倡取法唐宋古文,强调文章应有真情实感和实用价值。
他推崇韩愈、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大家,强调“本色”与“自得”,对当时文坛的浮靡文风提出批判,推动了明代散文的革新。
其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有力,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代表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其中《信陵君救赵论》《竹溪记》《答茅鹿门知县书》等文广为传诵,尤其《答茅鹿门知县书》系统阐述其文学主张,被视为唐宋派文论的重要文献。
唐顺之在经学、史学、兵学、天文、算数等方面皆有造诣,体现出明代士人“实学”精神的典范。
他治学严谨,注重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实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历史地位上,唐顺之被视为明代中期文学由复古转向性灵的重要过渡人物。
他既承继了前七子的复古理想,又开启了后来公安派、竟陵派重视个性与性灵的先声。
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对晚明散文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同时,其抗倭功绩与清廉刚直的品格,也使他在历史上享有“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高度评价。
唐顺之被后世尊为“荆川先生”,与归有光并称“唐归”,是明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